中國禮俗與“節氣”相關的文化傳統，是在對“天人之際”神秘關系的體會、觀察、探索和理解中生成的，體現出認識自然與人之關系的智慧?！岸墓潥狻睂ψ匀灰幝傻目偨Y，作為季候與農事關系的經驗，在秦漢時期得以達成普遍共識，并全面影響社會生產與社會生活。相關文化理念對后世風俗形成某種規范。所謂“節令”“節慶”調節社會節奏的作用，在秦漢時期也已經可以看到初期表現。

李約瑟注意到古代中國人“非常強調自然界的統一性以及個人與自然的合一”（《中國科學技術史》導論，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就漢代而言，除司馬遷“究天人之際”為人們熟知而外，董仲舒討論的“天人之應”“天人之征”，公孫弘所謂“明天人分際”，以及《韓詩外傳》“合天人之際”，《淮南子》“明于天人之分”等，都體現對同一命題的關注。《說文·竹部》中說：“節，竹約也。”段玉裁注：“引申為節省、節制、節義字。”“節”作為指意時間的語匯，應當與確定的日期間隔有關，提示了生產與生活的秩序。在以農耕為主體經濟形式的傳統社會，有關“節氣”“節令”“節慶”的思想創見和禮俗構成，是值得珍視的文化遺產，體現了中華民族對世界文化寶庫的貢獻。

“風雨時節”理想

漢代文字遺存中多見以“風雨時節”形式表達的對適宜農耕生產正常氣候的慶幸和祝愿。漢鏡銘文多見“多賀國家人民息，風雨時節五谷孰”文句?！帮L雨時節五谷孰”，又寫作“風雨時節五谷熟”。又《三公山碑》“皇靈□佑，風雨時節”，《曹全碑》“風雨時節，歲獲豐年”，也都體現“風雨時節”是共同的社會理想?！帮L雨時節”，既是民間通行的吉祝，也是政治文化話語。晁錯對策論“治國大體之功”，包括生態保護，“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這樣則可以“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谷孰”（《漢書·晁錯傳》）?！八臅r節”“風雨時”，就是“風雨時節”。

與“風雨時節”相反的情形，是“風雨不節”?！妒酚洝窌份d：“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周易參同契》也說：“風雨不節，水旱相伐。蝗蟲涌沸，群異旁出。天見其怪，山崩地裂?！本友訚h簡可見“始春不節”簡文。相近的意思，又有“始春未和”“方春時氣不調”等對于異常氣候的表達與記載。敦煌漢簡可見“春時風氣不和”“方春不和時”等記載，意義也是相近的。

《呂氏春秋》“十二紀”強調，施政要依照由長期農耕生活經驗總結的十二月令行事?！帮L雨不時”，與政策失誤有關?！秴问洗呵铩っ洗杭o》說：“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槁，國乃有恐?！庇帧都敬杭o》：“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薄吨傧募o》：“（仲夏）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于疫。”《仲秋紀》：“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大恐?！边@一理念在漢代得以繼承。《淮南子·時則》寫道：“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旱落，國乃有恐?！薄凹敬盒卸睿瑒t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薄爸偾镄写毫?，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有大恐。”違背了“時序”“時政”“時則”，則可以導致山林“草木”的原有生命秩序被破壞，農業生產必然受到影響，或“民殃于疫”，甚至致使“國乃有恐”“國有大恐”，危及國家安定。

“時序”原則：《呂氏春秋》“十二紀”與《禮記·月令》

《呂氏春秋》“十二紀”系統記述了一年十二個月的天象規律、物候特征、生產程序以及應當注意的諸多事項?！兑葜軙分小吨茉隆贰稌r訓》《月令》諸篇，以及《禮記·月令》《淮南子·時則》等，也有大體相近的內容。所謂“時政”“時則”，強調了一種秩序。這種秩序自有自然的原則。漢代人的習用語“時序”，有可能即體現了這種原則。漢代瓦當有“時序□□”的文字。陳直《秦漢瓦當概述》寫道：“時序殘瓦，僅存右邊，《東都賦明堂詩》云：‘五位時序’，亦同此義?！保ā赌]叢著七種》，齊魯書社1981年版）瓦文“時序”因文字不完整，語義未可揣斷，但是在漢代人的生態環境意識中確實有“時序”的觀念在起作用?！妒酚洝の宓郾炯o》記載，堯考察舜的執政能力，“善之”，于是使舜參與國家管理，“百官時序，賓于四門”。這里所謂“時序”似乎難以進行確切解說。司馬遷對于舜正式當政后的表現，也有一段文字說到“時序”：“舜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睂τ凇皶r序”，張守節《正義》解釋：“言禹度九土之宜，無不以時得其次序也。”

《史記·禮書》張守節《正義》寫道：“天地位，日月明，四時序，陰陽和，風雨節，群品滋茂，萬物宰制，君臣朝廷尊卑貴賤有序，咸謂之禮?！薄岸Y”的范疇之中，似乎“四時序”比“君臣朝廷尊卑貴賤有序”的政治等級制度還要重要，直接關系到“陰陽和，風雨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