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　兵

對中華文明深刻與全面的了解，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基礎。習近平總書記2023年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就強調，“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因此“中國式現代化是賡續古老文明的現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結果”；同時中國式現代化也“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必將推動中華文明重煥榮光”。可見中國式現代化與中華文明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中國式現代化也意味著中華文明的現代化。

而就中華文明、中華文化被稱為禮樂文明、禮樂文化而言，禮或禮樂正是中華文明的核心概念與符號化標識。學者錢穆認為：“中國的核心思想就是禮”，禮“標志著中國的特殊性”；學者楊向奎則說：“‘禮’代表文明”。換言之，中華文明的主體是中華禮樂文明，中華文明的現代化基本上也就是中華禮樂文明的現代化。而中華禮樂文明要現代化，就應基于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要求，與時俱進地確立起中國式現代化視閾下的禮樂文明研究新范式，這無疑是深刻、全面把握中華文明及其現代更新并使之重煥榮光的一大重要因素。

◆研究視角上傳統與現代相結合

傳統禮學是禮樂文明研究的學理基礎和研究進路，但中國式現代化視閾下的禮樂文明研究，和傳統禮學的以經學、史學等為主導的研究范式并不完全相同。前者主要是基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所面臨的部分問題，如執政倫理建設、生態和諧、人民精神世界的豐富、文明交流互鑒、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等，圍繞以“三禮”（《周禮》《儀禮》《禮記》）為核心的各類禮樂文獻、思想、名物制度的考證及歷代制作禮樂典章的經驗等，從現代哲學、倫理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宗教學乃至天文、建筑等科學的視角，結合傳統禮學來進行。因此，在傳統禮學研究的基礎上，綜合運用多種現代學科的視野與方法，如以現代社會學理論來研究中國的喪服制度，從規范倫理、角色倫理、美德倫理等來審視傳統禮學中的道德觀念，依照現代建筑學理論來考察禮典中的宮室制度，等等，都是中國式現代化視閾下禮樂文明研究需要重視的視角。當然，同時這也代表著傳統禮學研究范式的現代轉化。

以作為中華禮樂文明核心要素的禮樂來開展文明交流互鑒，也是建構中國式現代化視閾下禮樂文明研究范式的重要視角。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講話中明確提出“文明交流互鑒”的新文明觀，并在此后多次作進一步闡發。人類文明形態總體上表現為多元性與普遍性的統一，因此，不同文明之間總是有異有同。中華文明的主體是禮樂文明，盡管世界其他文明體系中的禮樂往往不占主導性地位，但這些文明也仍有自己的禮樂以及禮樂文化。所以，在不同文明之間開展禮樂文化層面的交流互鑒不僅具有可行性，而且是一種重要且新穎的視角。在面對不同的文明與文化體系時，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由此得以知己知彼，有利于增強我們的文化自信與文化凝聚力，促進中國與世界不同文明的和諧共處、共同發展。

另外，在今天的中國式現代化視閾下的禮樂文明研究，必然要對現實問題予以高度關注，并強調理論聯系實際，對當下中國社會乃至整個人類文明發展所面臨的普遍性問題，以求真務實的態度，有針對性地開展如禮樂生態文明、禮樂政治文明與禮樂道德文明等方面的探討。

◆研究方法上傳承與創新相統一

中國式現代化視閾下的禮樂文明研究，在方法論上同樣必然是既有傳承也有創新的。首先是繼承傳統禮樂經學、史學等研究重視文獻與考證的優良傳統，使每一觀點的提出都能夠建立在扎實的文獻及考證基礎之上。尤其是將同禮樂相關的考古發現、出土文獻資料乃至現代人文與科技成果，和以“三禮”為核心的傳世紙本文獻等做辨析勘驗，可以為解決禮樂文明研究中的具體禮學問題提供盡可能準確的答案。再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綜合考察中國禮樂及禮樂文明的起源、發展、思想內涵、核心精神、政治與社會功能及其在中華文明形成與發展中的地位和影響，等等。

此外，中國式現代化視閾下的禮樂文明研究也應注重比較研究法的運用。一方面，針對禮樂本身所涉及的各種具體研究，需要對其不同歷史階段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背景，以及不同時期的禮典禮制、禮學思想、經傳注疏文本及其禮學詮釋方法，等等，進行比較分析，以求取更為全面和妥當的理解，從而為禮樂文明的研究奠定充分的學理基礎。

另一方面，基于禮樂對中國與世界其他文明展開比較分析也很有必要。世界上不同文明體系都存在著自己的禮樂傳統，我們大體可從禮樂的形制、意義、功能、地位等方面的比較入手，把握中國與世界其他文明的基本異同及其成因，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有關人類文明新形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以及文明交流互鑒等提供理論支持。

譬如，就中國與西方世界的禮樂傳統的比較而言，從起源上看，中西方文化與文明中的禮樂均起源于日常生產與生活的各個層面，是人類生存智慧的集中體現，二者在這一點上并無實質差異，但從社會功能及歷史地位等來看，二者有較大差別。禮樂在中華文明系統中可以說有著根本性的地位和影響，如《荀子·修身》指出：“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禮記·樂記》也明確強調樂既“通倫理”也“與政通”，所以“生民之道，樂為大焉”。禮樂貫通了中國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完整過程。而西方文明中的禮樂，通常只是一般性地出現于人們日常生活或宗教及政治活動的典禮中，遠不如中國傳統社會這般被上升到無以復加的高度，所以其對西方文明的結構、性質等均不構成實質性的影響。透過中西方這一禮樂層面的文化差異的比較分析，即可進一步加深我們對中西方民族在文化心理、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方面的差異的了解，必然有利于我們的人類文明新形態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以及文明交流互鑒的展開。

◆研究路徑上緊扣新時代需求

自周公“制禮作樂”，即重整早期禮樂，令西周“郁郁乎文哉”而成為后世儒家的理想社會范本以來，禮樂便成為中華文明的基本載體和符號化標識。西周時期的禮樂基于小農自然經濟和宗法社會而達到高峰，其本質上是依據“禮，時為大”的自我革新機制，由“百王之所同”而成。所以，無論是在儀式與制度層面，還是在哲學倫理學等思想層面，禮樂及禮樂文明都有著明確的現實人文關切，這也正是《禮記·樂記》所指出的“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此“情”主要是指情實，即現實社會情勢，而非純粹指個人情感。當然，社會情勢與個體情感也密切相關。禮樂的產生與發展過程中對“情”的高度重視，其本質上是一種具有較高程度的人文與理性精神的生存智慧。同時，禮樂的制度范圍、思想內涵又幾乎涵蓋了人類社會生活的所有領域，這正是禮樂能夠成為中華文明的標識與載體的基本原因。今天我們若要讓傳統禮樂文明重新煥發生機，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提供深厚的文明底蘊和理論資源，就唯有緊扣新時代的現實需要，吐故納新，采用符合時代要求的研究路徑。

因此，要著重對禮樂維系社會穩定、推動社會發展、建立大同理想社會、塑造理想人格與民族精神等方面的價值展開分析。古老中華大地上的小農自然經濟生產方式和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制度體系是禮樂得以成熟和發展的基礎，而這種生產方式和社會關系模式的核心理念就是在穩定中求生存與發展。禮樂成長于斯，也服務于斯，彼此相輔相成，再加上內在的自我完善機制，傳統的禮樂社會便由此形成了穩固且能不斷發展的結構范型。同時，在“天人合一”的觀念背景下，禮樂的思想體系中源自天道的生生理念與人倫之仁義禮智信的結合，為中國人的大同理想奠定了哲學與倫理學的基礎。而理想人格的塑造與民族精神的形成，則是源于禮樂內蘊的道德理念的充分實踐。禮樂正是因為對中國傳統社會的穩定與發展有著如此重要的價值，才最終成為中華文明、中華文化的核心載體與標識。

同時，也要著重對在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傳承中華禮樂文明的機制與效應進行探討。禮樂在自然經濟時代與宗法倫理社會有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在今天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及社會關系模式等是否昭示著傳統禮樂文明價值的終結？答案恰恰相反。在這個古老而又常新的國度里，只要能夠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分析方法，作出合理的揚棄，中華傳統禮樂文明仍能在很多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這不僅是因為禮樂文明原本就有著“時為大”的開放性，以及“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的包容性，是充滿生機與活力的，而且對其當代價值的揭示與應用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內在的必然要求。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以中華禮樂文明的獨特性建設中國式現代化，可讓“中國式”更為顯著；而以中華禮樂文明的開放性、包容性建設中國式現代化，則又可更好地推進“現代化”。

總體而言，禮樂在傳統中國具有豐富和深刻的思想內涵，古人圍繞其建構起了一套獨立、完整且能一以貫之的學問系統與實踐機制，最終被升華為中華文明的標識和基本載體。正是因為禮樂在中國既有博大且系統的傳世文獻這一理論載體，又有滲透于炎黃子孫生產、生活及生命歷程的方方面面的實踐體系，中華禮樂文明才得以長盛不衰，成為人類文明體系中獨樹一幟的重要存在。列寧曾說：“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內。”在今天這個全球化的時代，面臨著世界和時代的變局所造成的種種不確定性因素，尤其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迫切需要，中華禮樂文明必然要與時偕行，去其糟粕，取其精華，作出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因此，當前在中國式現代化的視閾下，建構起符合人民和新時代需求的禮樂文明研究新范式，就顯得很有必要。

（作者是廈門大學哲學系教授。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禮學大百科全書”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