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浦城縣博物館征集民俗展品的一次活動中，熱心的富嶺鎮攝影師沈從賢、黃水花將自己珍藏的一架華江牌立式照相機和燈光、放大器及其他設備全數捐獻給博物館收藏展示，這臺照相機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生產的，機架是鑄鐵的，帶3個輪子，機身可遠近推拉，上面用整塊紅布遮光，攝影時師傅必須將整個頭塞進紅布里，手握按球，在燈光下一次完成。

看到這臺古色古香的龐然大物，令人想起這臺機器的輝煌歷史和照相業的前世今生。

浦城縣是閩浙贛三省交界，對外來事物接受較快，早在20世紀20年代開始，就有了拎著坤包，穿著旗袍和高跟鞋的摩登女郎，挽著西裝革履胸掛懷表的先生，在市心街鵝卵石鋪就的大街上閑逛，七弄八巷的水磨磚墻上，到處張貼著廣告，售虎頭萬金油和賣老刀牌、飛馬牌、哈德門牌香煙，街頭巷尾的裁縫店和新潮理發店，掛滿了當紅明星女演員蝴蝶和阮玲玉的燙發照和旗袍裝，照相館也隨之在浦城應運而生。

那時前街、后街、市心街，有無數家的炒館店，照相館只有前街中段的一家，據老人們回憶是叫麗人或者什么的。炒館店無論是達官貴人，吃公家飯的或是商會董事、生意人及稍微有錢的人頻頻光顧，食客猜拳行令熱鬧非凡。唯有照相館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十人九不知。經過照相館門口的人，只是看看店門口的招牌，便匆匆而過。后來照相館想了個妙招，請了當地有名望的官員，軍人和地方知名人士免費試照后，把相片洗印放大，挑最好的擺進櫥窗，照相館才逐漸興旺起來。

后來又出現了德國蔡司手提照相機，采光必須得用會冒白煙的鎂光燈配合完成照相。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城關的照相館添了好幾家，最出名的要數大圓弧大眾照相館，燈光、布置配置在當時是最先進的，攝影技術在縣城也算得上是一流的。布置有北京天安門、上海外灘等風景名勝，顧客需要什么地方的背景可以任意挑選，拍照效果栩栩如生，讓人身臨其境，因此生意非常紅火。記得我第一次進照相館，是拍小學畢業照，燈光打開后，怯生的我坐在照相位子上非常不適應，彎腰駝背老也坐不直，強光照射下眼睛睜不開，脖子也轉不過彎來。照相的師傅是個和藹的中年人，經過他耐心疏導糾正姿勢，終于完成了我人生的第一張照片，價格挺便宜，洗10張還不到1元錢。

20世紀60年代，照相館很正統，顧客衣著也要求正統，年輕人綠軍裝、戴軍帽、灰色的是干部裝，藍色的是工人裝，農民一般穿對襟，越樸素越光榮，除了證件照外，無論是什么照片都是側身照，佩偉人像章，必須嚴肅恭敬，這樣的相片是那個年代的標準。

那時照相館還有個嚴格的規定，除全家福外，男女合影必須是夫妻，結婚照必須開證明，否則便有傷風敗俗之嫌。

直到20世紀80年代，手提照相機逐漸流行但價格不菲，有條件的家庭自己買一架照相機（以海鷗牌的為最佳），用二十四張的膠卷（黑白的），也有三十二張的進口相機入市，但不是一般家庭買得起的。

一家人逢年過節，挎個照相機騎著自行車在近郊處走走，拍些風景照最為時髦。也有個別攝影人，膠卷用完了，朋友又要拍，新添一卷用不完也舍不得，人情又難卻，于是只好用未裝膠卷的空相機，對準人物噼里啪啦拍上幾張，被拍人滿心歡喜，未曾想到是空歡喜一場。事后拍照的人說：“哎呀真抱歉，膠卷全曝光了，全沒洗出來。”被拍的人礙于面子也不好說什么。這樣的“當”我也上過不少，回想起來，可喜可樂。

當年照的相，幾乎都要送到照相館去洗。在暗室里洗完，膠卷晾干后再印制，剪裁后裝袋到顧客取件，一般過程至少要兩天。如果顧客要急用，要和洗印師傅商量，補點加快費，當天便能取件，那時的相片幾乎是黑白的，上顏色靠手工填描，自然要多加錢。

到后來彩色膠卷出世了，彩印也出來了，邊交膠卷邊印相，立等可取方便了大家，照相效果也比暗室洗印好多了。

2000年后，人們生活富裕了，不要整天去謀生計而奔波的人們想到了自己去買相機，攝影活動成了高雅的文化娛樂活動，攝影愛好者把自己武裝起來，披星戴月登山下水，等旭日、拍彩虹、攝竹海，哪里有景色，攝影人總會不辭辛苦，出現在哪里。部分攝影愛好者還不惜重金購買無人機，開著越野車，專門去拍些峭峻的山峰，層疊的梯田和秀麗的山水，古老的村莊，參加各種各樣的攝影大賽，執著的精神令人難以想象。

近年來隨著手機的普及，人人都成了攝影師，走到哪拍到哪，兄弟團圓、同學聚會、戰友重逢，見什么拍什么，內容多彩，連母雞生蛋，貓上樹、狗爭食都能拍出獨特的農家歡樂。

有人說，你可以不懂攝影，但一定要記錄生活，拍得不好也沒關系，沒記錄下來才可惜。相機是時間的定格器，相片的意義在于把一瞬間變成永恒。最有意義的就是當你回看的時候，它會讓回憶變得更加具體，變得更加鮮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