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保林 黃曉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當前，要深刻認識國內外形勢變化以及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進步對宏觀經濟治理的目標、方式和政策工具提出的新要求，不斷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進一步提高宏觀經濟治理的整體效能。

一、進一步增強宏觀調控的前瞻性、針對性、協同性

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宏觀經濟治理要全面把握供求關系新變化，堅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擴大有效需求，保持經濟平穩運行，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一要充分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增強前瞻性指引。用中長期規劃指導經濟社會發展，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一種重要方式。市場調節具有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充分發揮中長期規劃的宏觀引導和統籌協調功能，一定程度上能夠矯正或者彌補市場調節的缺陷。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重大生產力布局的調整以及重大改革任務的確定，都要以是否有利于推動高質量發展為準繩。根據高質量發展的目標要求協調好各類跨周期跨部門跨區域的資源配置，不斷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二要重視預期管理和引導。掌握客觀經濟規律是做好經濟工作的基本前提。宏觀政策的制定必須遵循市場經濟一般規律，政策操作不能急轉彎，要保持連續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要加強政策溝通，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預期性，更好地引導市場主體的預期向宏觀調控目標靠攏。三要加強定向調控、相機調控、精準調控，不斷提高精準施策的能力和水平。宏觀政策的出臺必須把握好時度效，根據形勢變化靈活調整政策的力度、節奏和重點。要聚焦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遠近結合、分類施策、定向發力，著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和安全水平。四要強化政策的協同聯動，形成系統集成效應。宏觀經濟治理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必須堅持系統觀念，把系統思維貫穿于政策制定和執行的全過程。突出規劃引領，強化財政、貨幣、就業、產業、投資、消費、價格、環保、區域等政策的協調配合，統籌好非經濟性政策和宏觀經濟政策，以達成更高水平的供需動態平衡。

二、充分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提升宏觀經濟治理的數字化水平

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的蓬勃發展，為準確把握宏觀經濟運行的總體狀況和走勢、提升宏觀經濟治理的科學性有效性預見性提供了重要支撐。一是優化經濟運行監測。相較于政府統計部門的傳統業務采樣數據，經濟大數據具有樣本量大、來源廣泛、生成極快、真實度高等特點和優勢。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算法等數字技術對海量數據進行整合和清洗，形成高質量的數據集，然后進行提取、分析和挖掘，不僅可以實現對經濟運行的全領域、全周期、動態性跟蹤，而且可以及時評估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效果，促進政策方案調整和決策優化。二是改善經濟預測效果。傳統的宏觀經濟預測方法，不僅在數據采樣上可能存在測量誤差、樣本選擇偏差、數據相對滯后等諸多缺陷，而且在預測的精確性和可靠性上還受到樣本容量有限、參數估計結果不穩定等問題的影響。利用大數據等現代信息技術手段，不僅可以提升統計數據的質量，而且可以通過運用多主體復雜性建模、時空演化預測、行為預測等方法構建更為科學的宏觀經濟預測模型，提高預測的可靠性和精準度。三是提升風險識別和預警水平。運用大數據等新一代技術手段可以有效識別經濟運行過程中的異常點、突變點、奇異點，對包括金融市場風險、通貨膨脹風險、地緣政治風險在內的不同類型的經濟風險進行評估和預判，確定風險量級，從而為宏觀經濟治理贏得更長的窗口期。

三、努力促進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

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已經深度融入世界經濟。在一個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相互競爭的世界體系中，一國的政策調整必然會通過貿易金融等渠道影響他國，因而進行宏觀調控就必須考慮國際宏觀政策變化的影響。與此同時，百年變局下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增多，外部沖擊頻發對宏觀經濟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對此，應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有所貢獻的基本原則，增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為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一要高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光輝旗幟。隨著全球化向縱深發展，各國在經濟增長、風險防范、數字安全、氣候變化等重要領域的交匯點越來越多。習近平總書記歷史性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建“一帶一路”等宏偉倡議，主張合作共贏、開放包容、共享發展，超越了民族、種族、文化、宗教、國家與意識形態的界限，順應了全球化高度發展時代人類命運休戚與共的現實要求，是改善全球治理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我們要積極踐行全人類共同價值，始終秉持負責任的態度制定和實施宏觀經濟政策，充分考慮政策調整對其他經濟體的溢出效應，以更好地推動各國相向而行、攜手應對挑戰。二要積極利用雙邊或多邊平臺機制推動宏觀經濟政策協調。進一步保持并加強與美國、歐盟等主要經濟體在重大全球性問題上的戰略溝通和協調，建立多層級溝通渠道和協調機制，增進理解和互信。充分利用好聯合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等已有治理平臺和機制，加強與有關國家和國際組織的信息溝通、政策協調和行動配合。三要積極創建促進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新機制新平臺。既有全球治理機制和架構基本上都是由發達國家主導建立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代表性不足、影響力不夠，無法有效應對經濟增長失衡、氣候變化加劇等全球性挑戰。因此，我們要積極推動建立促進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新機制新平臺，引領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主動塑造于我有利的外部環境。

（作者單位：福建師范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