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遙

2021年3月2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考察朱熹園時指出：“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要特別重視挖掘中華五千年文明中的精華，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把其中的精華同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結合起來，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一重要講話，揭示了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首先必須建立在對傳統文化的理解、繼承和發展的基礎之上。同時，研究、傳承中華傳統文化，必須著眼于中華文明的現代發展。因此，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之間呈現出一種雙向互動關系。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特別提到：“‘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黨的十八大以來提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這方面的一個顯著例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一個重要來源與扎實根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途徑，朱子文化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思想資源。

朱子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契合性。

朱子學內容豐富，體系恢弘，博大精深，是我國傳統社會后期的主導思想與最高哲學形態。用黃宗羲《宋元學案》中的話來概括朱子的學術思想體系，便是“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孔子對早期中華文明的起源和最初發展作了總結，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氣質和心理結構，朱子則對孔子之后的中華文化作了總結與發展，成功應對了釋道二教的挑戰，塑造了儒學的嶄新形態，再次安頓了中國人的精神心靈，并對后世儒學在各個方向與各種形態上的發展演變，都產生了深刻影響。

朱子學包含著豐富的國家治理、社會教化和倫理道德思想，具有十分強烈的理性精神、實踐品格和“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精神。朱子學之所以能夠在南宋之后的幾百年中始終保持官方意識形態的地位，很重要的一點，就在于其重視個人道德修養的同時，也注重對自然事物、歷史興衰、典章制度、禮制規范等各方面問題的探究與講習，并且強調價值規范的普遍性和對人的約束作用，因而更切近現實政治和社會運行的需要，有利于維護政治穩定、社會秩序，以及大一統國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這使得朱子學能夠緊密結合國家政治與民間社會，從而全面而深刻地影響和塑造了近千年來我國民眾的基本價值觀念。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其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所列舉的思想觀點，溯其源，在朱子學中均有鮮明的體現和豐富論述。朱子學同樣要求學者經過刻苦的道德修養與知識講習，達到體證天理、安身立命的境界之后，由一身推及天下，由內圣推出外王，通過重新安排天下秩序，變“天下無道”為“天下有道”。由此可見，朱子學不僅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內容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而且在目標追求、價值取向、思維理路、培育路徑等方向上都具有很大的契合性。

朱子文化融會貫通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中。

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國家層面的集中表述和高度凝練，是具有中國特色思維方式的價值觀表述。就朱子文化而言，朱子歷來重視對國家富強的追求，并強調國家的富強要以仁愛百姓為根本。朱子認識到保護民眾利益對于維護國家穩定與繁榮具有根本性意義，所以主張國家應讓利于民，與民共財，通過民富來實現國富。這也提醒我們，追求國家富強要更多地關愛社會大眾和困難群體，使民眾擁有實實在在的獲得感和幸福感，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朱子繼承了儒家傳統的民本思想，主張“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實為中國近現代民主思想及實踐的一個重要思想源頭與理論支撐。在解釋孟子的“民貴君輕”時，朱子指出：“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在論及政治決策時，朱子強調，凡是國家的重大決策，應由君臣共同商議決定，使其出于公議，而非人君的獨斷。

國家的治理離不開社會的和諧穩定。朱子十分重視家庭和諧，將家庭和諧視作社會和諧的基礎。在《朱子家訓》中，朱子提出每個人在家庭、社會中所充當的角色、應盡的倫理責任及其道德義務，并將自我的道德修養擺在首要位置。這一思想不僅在傳統社會發揮了積極作用，對當今和諧社會建設也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社會層面所要達到的目標與要求，也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揚。譬如，朱子所理解的自由主要是一種精神境界，是在認識規律、把握天理、明心見性之后，所達到的一種“心與理一”“不為物累”的狀態。而朱子對公正的理解，同樣基于對“理”的認識。所以他說：“好惡當理，便是公正。”又說：“公者，心之平也；正者，理之得也。”在他看來，只要心中純乎天理而無一毫私欲之雜，自然可以做到廓然大公，對人對事都公平、正直。而政府官員作為社會的管理者，更要以公正為基本原則，正人先正己，從而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

在國家治理上，朱子突出德治的重要性，也相當重視法治的作用。在他看來，德治與法治、德禮與刑政，作為圣人實現和維護社會秩序的基本手段，其內在原則和根本目的并無不同，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所以他說：“道德性命之與刑名度數，則其精粗本末，雖若有間，然其相為表里如影隨形，則又不可得而分別也。”

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道德準則上的規定，是立足公民個人層面提出的價值目標和要求。朱子生活在內憂外患的南宋時代，具有非常強烈的愛國意識。他繼承了父親的民族精神，一生反對異族入侵，追求國家統一，多次上疏直言抗金主張，并提出了內修政事、外攘夷狄的治國方略。

主敬涵養，是朱子學中的一項基本的為學、修養工夫。朱子認為，敬是“教人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不做事時的主敬，體現的是一種精神態度，即內心總是處于警省、敬畏的狀態；做事時的主敬，則表現為專一、敬業的工作態度。朱子學的主敬精神可以為我國的現代化建設提供一種“工作倫理”，即為傳統到現代的工作倫理提供一種現成的思想資源和倫理概念。合理運用這一思想資源，對于保持積極的工作倫理具有重要作用，可以為社會的持續發展提供強大動力。

誠信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朱子十分重視的思想概念和道德品質，是一個人立身處世的根本。朱子認為，“誠”就是真實無妄、表里如一，是“天理之本然”。它既是道德本體，也是人的本質狀態，從而為人的道德行為建立終極根據。而“信”是誠實不欺、言行一致，它作為“誠”的發用，是社會性的道德實踐，是做人行事的基本準則。因此，人們對誠信的追求，就是通過“信”向“誠”回歸，從而達到與天地合德的境界。

深入理解朱子文化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關系，鮮明地體現了“兩個結合”的要求，不僅有助于我們傳承中華文化，樹立文化自信，也有助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與踐行，促進全社會品德修養的有力提升。

（作者為福建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國學研究所所長、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