縮小貧富差距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題中應有之義。如何縮小貧富差距？對此問題的回答可謂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澄清認識誤區，有助于為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掃清障礙。

認識誤區之一：經濟增長會自動縮小貧富差距。

1955年，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提出收入不平等先升后降的“倒U型”假說。該假說認為，在從前工業文明向工業文明快速轉變的經濟增長早期階段，收入不平等會增大，之后是短暫的穩定期，在增長的后期階段逐漸縮小。接受這一假說的人大多相信，貧富差距拉大只是一國經濟增長過程中的暫時現象，當經濟增長達到一定階段后就會自動縮小。然而，無論是從經驗事實還是計量分析來看，流傳甚廣的“倒U型”假說最多體現了特定時間或范圍內的收入分配變化趨勢，并不具有必然性。皮凱蒂的《21世紀資本論》使用長時段歷史數據揭示了財富不均等和收入差距擴大的根本性力量。《2022年世界不平等報告》顯示，過去20年里，在全球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底層的50％人群之間，收入差距幾乎翻了一番。

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的發展和積累，我國實現了從生產力相對落后的狀況到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歷史性突破，實現了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但是，以GDP增長為核心的發展模式并沒能消除貧富差距，我國基尼系數依然居高不下，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較大。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強烈，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已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貧富差距懸殊以及由此衍生的階層固化等問題成為社會的隱憂，也成為各類矛盾滋生蔓延的溫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物質豐富了，但發展極不平衡，貧富懸殊很大，社會不公平，兩極分化了，能得人心嗎？”既然國際國內經驗都充分證明，經濟增長不會自動彌合貧富鴻溝，我們就不必更無需等真正“發達”了再考慮共同富裕問題，而必須深刻吸取一些國家由于貧富分化導致社會撕裂等的慘痛教訓，從現在開始就自覺主動解決這一問題，積小勝為大勝，不斷朝著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前進。

認識誤區之二：縮小貧富差距只能借助再分配。

初次分配是指國民總收入直接與生產要素相聯系的分配。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結果的基礎上，各收入主體之間通過各種渠道實現現金或實物轉移的一種收入再次分配過程。再分配的方式有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有學者強調，縮小收入差距靠初次分配是做不到的，再分配是縮小收入差距的終極手段。當然，加大稅收調節力度、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加大財政轉移支付的規模等舉措在當前是完全有必要的。經合組織國家的經驗表明，強有力的再分配可以把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數降低30％左右。但是，在國民收入分配體系中，初次分配作為基礎性的分配方式，起著最為關鍵的作用。如果初次分配沒有做好，僅僅從再分配領域著手，難以從根本上扭轉貧富差距擴大趨勢。縮小貧富差距，建立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必須高度重視初次分配。初次分配中最為核心的問題是經濟剩余的分享問題。馬克思把商品價值W劃分為生產資料轉移的價值c、補償預付可變資本的價值v和剩余價值m三個組成部分。其中，剩余價值是資本積累的源泉。只要剩余價值不是全民所有，而是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僅靠勞動收入生活的人就無法在財富和收入分配上與資產所有者平分秋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認為，只有建立公有制，才能保證經濟剩余以公共利益的形式服務于大眾而不是被少數人獨占。鄧小平強調，“公有制占主體”和“共同富裕”是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初次分配在體現效率的同時，必須最大限度地保證分配公平，突出勞動力對于社會生產的貢獻。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必須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并通過科學合理的制度安排來解決勞動者如何分享經濟剩余的問題，筑牢整個社會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礎。

認識誤區之三：縮小貧富差距主要依靠市場的力量。

有學者提出“市場是公平分配天然的調節器”。在他們看來，我國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在于市場不完善，縮小貧富差距需要繼續深化土地、資本、勞動力等要素市場化改革。此種看法未免失之于片面和武斷，其結果很可能南轅北轍，適得其反。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義思潮流入拉美，很多拉美國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然而，全靠市場統治一切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不但沒有促進拉美國家經濟發展，反而使財富空前集中，造成了越來越嚴重的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實踐證明，自我調節的市場不過是烏托邦，靠市場自身力量來校正不平等是不切實際的。市場經濟中，資本為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分配原則是“按要素分配”，“按要素分配”的靈魂就是“按資分配”。資本具有逐利本性。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導致兩極分化的規律是資本運動的一般規律。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不發達國家，只要實行的是市場經濟體制，這一規律就必然要起作用。市場機制不能解決貧富差距的代際傳承和社會階層固化問題。財富的集中存在著自我強化機制。財產優勢可以通過繼承、贈與等方式在代與代之間流動。財產繼承帶來的不平等與個人才能和努力程度幾乎不相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總體上保持著較高的流動性。但是，進入新世紀以來，社會流動有放緩跡象。貧富差距懸殊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是無解的。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價值導向上完全不同于西方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我們的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這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最本質的區別。縮小貧富差距，要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資本與勞動、公平與效率的關系。要為資本設置“紅綠燈”，把資本的消極作用盡可能降到最低程度。

［魯保林 作者為福建師范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系福建省社科基金重大項目（FJ2021Z041）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