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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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好多在鄉村長大的同齡人一樣，孩提時便聽慣了人群中“小隊干部”、“大隊干部”、“公社干部”這些稱謂。寒暑假最喜歡去姑母家小住。姑母家在西山下，二三十戶農家都是同一個生產隊亦稱小隊的社員。生產隊（小隊）的概念，小孩子哪里懂，只曉得社員們干什么農活都歸小隊干部管著。無論春夏秋冬天晴落雨，抑或上山下田耕種收成，男男女女大家伙都攏在一堆勞作。每天清晨扯著嗓門挨家挨戶招呼“出工嘍”的那個人，就是小隊干部——隊長或副隊長。而有能耐召喚小隊干部在規定時間到指定地點開會或者帶領社員前去集體干活，有能耐在人們觀看露天電影之前，手持話筒“呼呼”吹一下厲聲講幾句，“呼呼”吹一下再講幾句的人，不是“大隊干部”——大隊長、支書，便是“公社干部”——包隊工作組無疑。

感覺被稱作“干部”的人不一般，很威嚴。從大人嘴里聽說，這公社干部（工作組）官比大隊干部、小隊干部大，待遇更是有差別：大小隊干部“不脫產”，平日需要干農活掙工分。公社干部拿薪水，吃商品糧，不需干農活。代表上級包隊，說話有斤有兩，很有令頭。有幾回我們一幫孩子在秧田翻泥鰍，姑母曉得后慌急急走來正色道：“快些轉去快轉去，讓工作組瞅見可不得了……”孩子們一聽“轟”地四散而逃。

上初中不久，史無前例的“文革”爆發了。在昏天黑地，人妖顛倒的某一天，一個生份的名詞嵌入了我的腦際：“南下干部”。那時候，父親被“造反派”橫加迫害，滿腹冤屈。當看到解放初期的老區長李永盛等一批“南下干部”也遭“批斗”、殘害，他更加憤懣。在一個隆冬寒夜，父親給我講述了他和南下干部曾經在一起的往事。他痛心疾首，忠心耿耿的好干部也成了“反革命”，這世道怎么了！我似懂非懂，但終究還是把父親的話記到心頭，記住了“南下干部”這個特殊的稱謂。

一段時間，老家富嶺街談巷議傳頌一則趣事：家住街尾一位林姓老民兵（后來是我的岳父）膽大包天，每當造反派押解李區長一行游斗經過門口，他必趨前敬煙奉茶執手安慰一番。

造反派斥責老林“階級立場不穩，行為匪夷所思”。

老林理直氣壯地反駁：“當年如果沒有共產黨南下干部帶我們剿土匪除惡霸，今朝你們還能張牙舞爪？‘忤鷂仔’，恩將仇報要遭天修（報應）的！”

何為南下干部？經歷過戰火，打過日冠，參加過解放戰爭三大戰役。一批老解放區的優秀黨員干部響應黨的號召，為了解放全中國而離鄉背井，隨軍南下，轉戰在閩北山區，引領老百姓剿匪反霸，改天換地……如果孩提時就知道這些，我肯定會激動得夜不能眠，童年的理想可能會更加昂揚放飛。

更多“真相”于十多年后，由一位老人教我認知。在丹桂飄香的季節，老人拿出一本散發著油墨香味的新書，用慈祥透著希冀的眼光看著我，說知道你愛書，送你這本冊子，你一定喜歡。

一本厚厚的《浦城革命老區》。封面的圖案青山削翠，碧岫堆云，蒼松擁映高矗的革命烈士紀念碑，一簇簇紅杜鵑分外醒目。

哦，這是一本記載浦城自鴉片戰爭后至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演繹，匯集志士仁人足跡的史籍。

我心存敬畏，迫不及待地翻閱“塵封”的歷史。仿佛穿越著時空，披歷凄風苦雨悲歡怨怒，也“回溯”南下干部的風雨歷程——

1949年5月27日，上海戰役剛結束，第三野戰軍即根據中共中央軍委指示，以十兵團團部及3個軍集結于蘇州、常熟、嘉興一帶休整，進行入閩的各項準備，擔負解放福建的任務。

早在1949年初，解放戰爭三大戰役取得勝利之后，中央就已著手準備接管和經營福建的干部力量。這些干部一是從太行、太岳兩個解放區抽調4000多人組成長江支隊；二是從蘇南區黨委抽調2000多人相當兩個市的干部配備；三是從上海、蘇州招收2000名知識青年（其中1000多名大學生）組成華東隨軍南下服務團。

黨發出了號令，老解放區曾在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中立下卓著功勛的黨員干部，紛紛挺身而出，迎接新的任務，接受新的考驗。是年2月，山西太岳地區長子縣按照上級的部署，采取自愿報名與組織批準相結合的原則，選拔出派遣福建浦城的干部108人（其中縣、區級干部46人，黨員96人，女干部5人）。

1949年3月13日，108位長子兒女肩背行李，告別親友，踏上南下征途。集結于河北武安短期整訓，便穿著軍裝掛上胸章，配發槍枝彈藥，編為長江支隊第二大隊第四中隊，加入追殲逃敵的戰斗行列。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長江支隊奉命隨十兵團進軍福建。7月2日從蘇州出發。一路上，敵機轟炸，殘匪襲擊，都擋不住英雄戰士前進的步伐。

1949年7月28日，長江支隊歷經重重困難抵達浙江江山，又一鼓作氣翻越仙霞關、五顯嶺，于7月30日到達閩北浦城。8月13日，第四中隊進入城關。

按照出發前的安排，第四中隊108位同志進了城立即各就各位。中隊教導員劉健接任縣委書記，中隊長秦尚武為縣長。調整充實后的縣黨政領導班子，首先挑起了剿匪安民的重任。

史料佐證：當時浦城匪患尤甚。不甘心失敗的國民黨殘渣余孽與流氓地痞相勾結，組成多股土匪武裝，盤踞農村，散布謠言，暗殺共產黨新政權干部和積極分子，攪得城鄉雞犬不寧。

看這組數字：1949年5月至1950年底，土匪殺害人民政權干部、積極分子157人，綁架452人；搶奪槍38支，子彈2000余發；耕牛30余頭，生豬204頭；搶劫國家糧庫9次，大米百余噸；破壞電線桿53根，電線2250米，電話機9部，襲擊汽車13次；強奸、輪奸婦女60多人，燒毀民房50間，勒索銀元3000多元，黃金39余兩……

面對嚴峻的形勢，縣委提出“剿匪安民，建設政權”的方針。在充分發揮原在浦城堅持革命斗爭同志作用的同時，要求南下干部擔負起剿匪反霸的排頭兵。在舊社會，天下勞苦大眾本來就是一根藤上結的瓜。來到閩北以后，階級兄弟自是水乳交融。南下干部和本地干部、民兵積極分子組成一支支武工隊，深入城鄉各個階層，訪貧問苦，發動群眾，排查匪情，解放軍也派出剿匪部隊，軍民同仇敵愾，形成了千鈞棒、鐵掃帚。

“剛解放那陣，土匪猖獗得很，貧雇農沒幾個敢站出來的。”我的老岳父生前回顧:“剛解放時國民黨殘余還猖得賢，南下干部一來就把窮人腰桿撐直了。我是村里第一批民兵，為了翻身不顧生死，跟著武工隊斗惡霸，剿土匪，沒后退過半步。”

看一組數字：僅1950年6月至年底，全縣就消滅10股土匪800多人，繳獲機槍3挺，步槍363支，卡賓槍5支，短槍101支，手榴彈1050枚，子彈1000多發……除郭永槐等12名重要骨干土匪出逃外，浦城境內匪患基本肅清。

這是浴血的戰果。浦城人民不會也不該忘記的歷史章回。

剿匪反霸鍛煉考驗出大批優秀積極分子，充實了縣、區、鄉人民政權。1950年10月全縣建立89個鄉，8個街道，224個行政村。全部由翻身百姓當家作主。緊接著分三批進行土地改革，真正實現了改天換地，為恢復國民經濟，發展生產打下堅實基礎。

《浦城縣志》記載：1949年浦城工農業產量均低于解放前的最高水平。尤其農業，總產值891.93萬元，僅為民國25年（1936）的54.77%，糧食年產51067噸，為民國25年的63.81%。人民民主政權通過社會改革最大限度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用3年時間，勝利完成國民經濟恢復工作。至1952年，工農業主要產品產量絕大部分超過解放前最高水平，并且從根本上解決惡性通貨膨脹問題，勞動人民初步得以安居樂業。

看似枯燥的數字，分分毫毫凝練千均。

還記得“紀念長江支隊入閩65周年”座談會上，浦城藉老同志的深情講述，他們說，解放以后百業待興。要不是南下干部充實政權力量，如虎添翼，各條戰線何以開局？他們說，南下干部政治上是輔導員，傾心對新戰友傳幫帶。南下干部工作中當排頭兵。總是率先垂范，勇往直前，他們說，全縣工農學商，文教衛生，哪條戰線沒有南下干部灑落的汗水，深深的腳印？他們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黨風民風干部作風，例舉親身經歷的一樁樁一件件，從心底發出贊嘆，發出感慨。他們赤誠建言，端正導向，培養干部要將南下干部那股子精氣神傳承下去，發揚光大……

描繪各異談不上出彩。然而在我聽來所有的字句都關乎感情，承載著漫長歲月里沉淀下來的愛與敬佩。

你看啊，時光荏苒，幾十年間南下浦城的戰友不少人調離或提拔走了，扎根山城的卻也無怨無悔。回望政治人生，盡管歲月蹉跎，時移俗易，他們仍不改初心，能上能下，不屑榮辱。賣官粥爵弄權謀私與其無染。且看二代三代，多能恪守本份，勤勉自立，旁門左道暴富升遷與其無緣。

……

走進歷史深處，那些悄然隱沒的身影，逐漸讓我清晰可觸。我頓覺愧疚。如此多年以后，我才認真回望家鄉的歷史，了解“南下干部”，了解自己的岳父和父親。南下干部中的一些人以及我的岳父和父親先后都走了，走時或許心底帶著遺憾。夜燈下我掩卷凝思，眼前浮現像父親的老人給我贈書時的情景。那天他拉住我的手，一直溫和地看著我，目光恬淡，如同以前父親看著我的目光。他說“老促會”要爭取將浦城老區蘇區革命遺（舊）址都立碑，囑咐我接力促成這件事。他說這番話時神情是那般深沉莊重，讓我感受到老黨員老戰士幾十年絲毫沒有消融的情懷。

老人叫田健，山西人。1949年7月扛槍南下，三十多年轉戰閩山碧水之間。1982年轉業先后在浦城縣委、縣人大任職。離休后，家安下來，根也就扎在浦城這方土地了。但是他離而未休，一直關注革命老區，助推扶貧開發事業，老促會會長一干近20年。年逾九旬如松樹更見蒼老遒勁，氣根披拂，不倦地散發正能量。

我由衷致敬——

南下干部，一支光榮團隊。

南下干部，一座歷史豐碑。

（作者系浦城縣老促會會長）